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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宗教到科學,企業家們為什么愛上研究大腦?

2019-11-19 12:04 作者:盒飯財經 來源:硅谷網綜合 HV: 編輯:GuiGu 【搜索試試

李陽皈依了,車品覺成了仁波切的弟子,馬云回應為何拜訪氣功大師王林了,潘石屹是巴哈伊的信仰者,誰誰拜了仁波切,誰誰又受洗了,2014年前后,掀起了一波企業家宗教熱。

這個階段,或主動公開或被動報道,企業家的信仰陸續出現在大眾視野。

經歷了5年的“信仰去泡沫”后,企業家信仰熱再次襲來,但這次的主角的是“腦科學”:陳天橋半數身家捐款研究腦科學,IDG資本創始合伙人熊曉鴿也是捐贈者,并與麥戈文在北京高校建立了IDG人腦研究院馬化騰為腦科學書籍站臺,等等。

事實上,除上述企業家外,阿里巴巴集團執行副主席蔡崇信、Google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搜狐張朝陽、硅谷“鋼鐵俠”埃隆·馬斯克等互聯網科技創始人,都是腦科學的虔誠“信徒”。

如陳天橋因一場病,從“不太信”到“佛陀說的苦和痛是對的”;又因為病痛和思考,成為“腦科學”發燒友。或因為個人經歷變故,或因為身邊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信仰本是個體的私密選擇。

但,某個階段、某個群體,普遍出現這一現象,那便不是個案。從宗教到腦科學,企業家為何會變更或增加信仰賽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這些疑問背后,或許帶有普世意義。

1.數問生死

離開盛大,不再出現在公眾視野,“隱居”的7年間,陳天橋從無信仰者變成了佛教徒,也從“病人”升級到了“腦科學”研究者。而佛教徒與“腦科學”研究者,看似矛盾的兩個標簽,背后陳天橋的邏輯,卻在情理之中。

少年不問生死,但在“微軟離死亡也就只有14天”的論調和現實中,企業家,哪怕是少年企業家,也必須時時刻刻思考“生死”。

2006年,兩鬢還未斑白的陳天橋參加了央視的《對話》節目,主題是——生死陳天橋。

節目中,當時的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學院副院長呂本富,向陳天橋提出了警告,擔心盛大遭遇“四重拐點”,并認為這是盛大的最大危機。這四大拐點危機分別來自行業、公司產品、創業者本人和社會環境。一旦降臨,便是盛大的滅頂之災。

長達2分鐘的問題描述中,陳天橋身體前傾,眼神鎖定在呂教授身上,邊聽邊不住地點頭。聽完問題,陳天橋停頓數秒,坦然說過去沒有這么清晰地思考過,接著給出了抵御這些風險的大概措施,最后語氣堅定地連用了兩個“非常重要”“非常感謝”。

事實證明,盛大的衰敗確實從數個拐點并發開始的:政策叫停重點項目盛大盒子,大眾對游戲的接受度不高甚至出現大范圍抵觸情緒,最重要的是盛大的“英雄”陳天橋“病了”。

1999年創立了盛大,2004年該公司首次公開募股,30歲成為了億萬富翁,就目前來看,陳天橋增長的速度都還是一個傳奇。直到2010年,陳天橋與家人搬到了新加坡,并將盛大私有化,同時出售了他在盛大子公司的股份。

背后的原因,一直有猜測,坊間傳言是因為患了某種心理疾病,不得不退出。

有媒體報道,2004年,在搭乘上海飛往北京的一架航班時,陳天橋突感胸口劇痛。他當時以為自己是心臟病發作,下機后便立即前往醫院。但醫生告訴他,他的心臟非常健康,真正的原因是驚恐發作。那天下午,他一個人坐在北京的長椅上,認為自己再也無法經商。他說:“壓力太大,太痛苦了。”

經過藥物治療,病情有所好轉,他又投身到工作當中,直到盛大盒子項目被迫夭折。

2009年,陳天橋的驚恐癥發作,而這一次更嚴重,持續時間也更長。情緒跌落谷底,整個人非常虛弱,經常感覺自己動彈不了,“躺下就坐不起來,坐下就站不起來,甚至無法呼吸 。”

“我記得在盛大的時候,有些晚上,以及某個早上,我同事撥錯了號碼,結果電話打給了我。我醒來時心臟在砰砰砰地跳。有一次在飛機上,我突然覺得自己心臟病發作了。 但那不是心臟病發作,那是恐慌癥發作。 所以我就知道情況不妙了。 ”2018年,陳天橋接受外媒Medium的撰稿人Bryan Walsh專訪時回憶了當時的病情。

痛苦是公平的,不會因為少年成名,更不會因為30歲白手起家成為億萬富翁,而有任何的偏袒。

陳天橋曾談到:“之前我沒有宗教信仰。我太太倒是會和一些佛教大師交談,我總是對她說,‘這是浪費時間。’但是我36歲生病時,我發現佛陀說得很對。 我很富有,我想要的一切都已經有了,包括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 那為什么我總覺得不開心呢? 為什么我會發作恐慌癥呢? 為什么我一直沒有滿足感呢? ”

非絕癥卻很難治愈,身體上沒有病癥卻時時刻刻折磨著他。不能坐飛機出遠門,不能長時間在辦公室,不能參加公眾場合活動,不接受記者采訪,焦慮和恐懼侵占著他的思維和生活。

但,解決痛苦的渠道卻不那么“公平”。

受限于思維、資源、信息或其他因素,面對痛苦,大部分人選擇的途徑基本為逃避、麻木化、忍受,而陳天橋選擇了改變:“那次恐慌癥發作之后,我甚至還被診斷出癌癥,到2010年,我們決定搬到一個新的環境。這是一個重大決定,我認為,我的整個生活從那時候就開始改變了。”

“佛陀說我們必須從內在尋求答案,事實上每個人都在受苦。佛說眾生皆苦,很多人不相信。但生活就是很痛苦,因為即使有幸福,即使有愉快,即使你有很漂亮的房子,總有一天你也會失去它們。人終究逃不過一死。所以,我們決定開啟人生的第二個篇章,把側重點放在如何減輕這種痛苦上。”將解決痛苦作為人生第二個篇章的陳天橋,找到了方法——腦科學。

2.第二座山

隱退的這幾年,陳天橋開始尋找原因和解決辦法。

2017年,陳天橋接受了秦朔的采訪。秦朔問陳天橋:“進入腦科學領域,有特別的機緣嗎?”

看到這個問題,第一反應便是陳天橋會回憶當年的生病的往事。但陳天橋的回復,出乎意料之外:“不是某一天的某個機緣,是把人生方方面面的思考統一在一起的結果。 ”

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中,包括了因為有錢所有要做一些慈善回饋社會,腦科學與過去的盛大游戲有交織點,想要拓寬認知的邊界,以及解決死亡問題。

也因為這個“解決死亡問題”的說法,后來被不少媒體聯系到了“長生不老”“企業家的長生夢”等內容,加上他的宗教標簽,陳天橋的“腦科學”莫名披上了一層神秘不可說的色彩。

事實上,這個感、神秘性的詞匯,這與陳天橋著手研究的內容在調性上有著較大的出入。

在意識到,治療疾病最多可以治療死亡的癥狀,但沒有辦法治療死亡本身后,陳天橋找到哈佛的女校長——一個專門研究死亡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

溝通探討后,他們得出了結論:“我們覺得真正治愈死亡就是接受它,而不是恐懼它。 雖然這么說,實際上我們面對死亡還是恐懼,只是努力去忘記‘我會死’這個事實。 當我們參加一個追悼會,自己可能抑郁三四天,但很快就忘記了這回事,你怎么樣才能真正去接受這種無常?”

在這個基礎上,陳天橋提出了另一個問題:接受死亡的核心問題是消除過程中肉體和精神的痛苦,那怎樣消除痛苦?

陳天橋專門去研究了疼痛,并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疼痛并不是由物理世界引起的 。“有人整只手已經斷了,但仍然會覺得這只手非常疼,實際上是他的大腦制造了疼痛。所有的疼痛其實都是大腦制造出來的。有人打仗時手指頭掉了都沒感覺,有人手斷了三年了還在痛。我們對于世界的所有感知全部來自大腦。疼痛、快樂、興奮、抑郁、恐懼都來自大腦。大腦是感知的出發點,而不是說外在的物理世界是感知的出發點。物理世界只是觸媒,最終決定給你感知的是大腦。”

就在他 “尋醫問藥”,潛心修養的這幾年,BAT崛起,快速搶占市場,發起了互聯網界的“圈地運動”。

蠢蠢欲動的陳天橋想重返戰場,但妻子考慮他的身體情況,反對這個想法,并安慰他前方還有其它機會, “很多人一生只爬一座山。或許,你可以爬好幾座山。”

腦科學,便是陳天橋要爬的的第二座山。

2017年,陳天橋帶著他的腦科學再次回歸公眾視野。繼盛大、游戲之后,腦科學成為陳天橋的最新名片。

信佛和研究大腦,便是陳天橋面對痛苦給出的解決方案。

2016年年末,花了兩年時間考察了世界范圍內的很多家研究機構,甚至親自學習腦科學原版教材,最后做出了決定——為加州理工學院(CIT)捐1.15億美元,用于腦科學研究。

據了解,隱退多年后,攜腦科學研究行動歸來的陳天橋,通過出資1.15億美元建設陳天橋雒芊芊研究院(Chen institute),致力于推動科學家在人腦領域的研究,主要包括三大領域的布局: 發現腦、治療腦、發展腦 。

根據彭博社億萬富豪指數顯示:目前陳身家約24億美元,已撥出10億美元用于資助神經科學研究。其中,包括他和妻子雒芊芊用于建設陳氏研究院向加州理工學院捐贈的1.15億美元。

陳天橋的這番針對痛苦的觀點與研究邏輯, 與佛教中的“四圣諦(苦集滅道)”邏輯一致: 由苦而發,感知苦,了解苦,得知滅苦的方式,最后解脫苦。

在因病、因壓力感知痛苦后,用了數年時間去了解痛苦,現在腦科學便是去尋找消滅“痛苦”的解決方案,最終的目的便是脫離痛苦。

一次采訪中,陳天橋也直言了研究的目的:“研究腦科學的目的,為的就是幫助那些也遭受過焦慮癥折磨的人,我們側重在如何減輕這種痛苦上。 ”事實上,更好地理解大腦,除了可以解開一些科學奧秘,還可能會帶來一些商機。

3.商用試探

在大麻種植棚體驗VR版的冥想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

硅谷這片神奇的土地,就曾孕育了這樣一個奇葩的項目。這個名叫Theta的項目,奇葩之處,便是糅合了硅谷“民間”最流行的三件事: 大麻、虛擬現實和冥想。 而這三者,都與大腦內中樞神經系統密切相關 。

(冥想是喬布斯訓練大腦的方式之一)  

查找資料發現,Theta,是希臘字母表的第八個字母,大寫為θ。而θ波,則是腦電波中基本波形之一。 兒童在覺醒期間,特別是在不快、沮喪狀態或從睡眠中覺醒過來時等情況下也可看到θ波。

事實上,陳天橋外,還有一群“瘋子企業家”也在研究腦科學,硅谷就是他們的“基地”。

在硅谷如Theta這類與腦科學相關的創業項目并不是少數,如為臨終客戶提供“存檔大腦”服務、提供消費級“心靈感應”的可穿戴設備、讓大腦所想直接快速輸出文本、塵埃樣的電極植入大腦、植入式腦假體用于醫療。

從了解到應用,從科研到商用,從個案到普世性的應用,腦科學早就不是高高在上的“虛無”。

在硅谷,埃隆·馬斯克因其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被奉為神人,連佩奇這樣的CEO說起他時,都是一臉虔誠的表情,而那些剛起步的創業者更是想成為“像埃隆一樣”的人,就像很多年前仿效喬布斯的熱潮。

《硅谷鋼鐵俠》一書中這樣描述馬斯克:“而馬斯克真正突出的地方在于,他將復雜的物理概念與商業計劃相結合的能力。 不僅如此,他還顯示出了將一項科研成果化為營利性企業的非凡能力 。”

具有非凡商業轉化能力的馬斯克,早就開始在腦科學布局。

2017年3月,馬斯克透露,正在創建了一家名為神經鏈接(Neuralink)的公司,致力于構建可植入大腦、能與高速寬帶連接的腦機接口系統。馬斯克表示,這一技術的理想之處在于不需要腦部手術,而是通過注射到血液中的組分起作用。

馬斯克的長期目標是,發明一種通過每日使用來增強人類認知能力的腦機接口系統 。馬斯克在博客中說,希望進入市場的產品能幫到中風、先天性神經疾病等腦損傷患者。雖然他并未透露更多技術細節,但神經科學家說,馬斯克正在推進的,或許是基于尖端研究的微小“神經塵埃”電極技術,其可能在大腦中構建電極網絡。

在馬斯克的判斷中,未來8到10年間,健康人將能夠使用某種腦機接口提高認知能力。

陳天橋也曾對馬斯克的研究進行回應:“我期待看到神經鏈接在人體實驗時是如何平衡腦機接口技術用于治病救人和大眾商業服務的關系,非常希望能夠看到在這方面有革命性的突破。”

然而從倫理和直觀感受上來說,這種腦機接口的方式,并不能被大眾接受。于是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在“侵入性腦部植設備還不被大眾所接受”的基礎上,研發了新的嘗試。

2017年4月,扎克伯格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正在開發一個系統,讓用戶直接從大腦中打字,速度比用手機打字快5倍。 ”扎克伯格讓facebook研發團隊研發一種可以檢測大腦中“預期言語”的無創可穿戴技術,用戶不需要大聲說話,這個裝備應以每分鐘100字的速度將用戶的想法轉化為文本。

當年下半年的一次會議上,該項目負責人馬克•舍維萊(Mark Chevillet)表示,該團隊的目標是在兩年內證明這種產品在商業上可行。

截止目前,未有任何確認的消息。

陳天橋這類以公益的性質研究腦科學,實際是明智之舉。

“大量砸錢燒錢——項目研究——商用盈利”硅谷這套慣用的科技商業邏輯,在腦科學領域并不奏效。

GV是谷歌旗下投資機構,曾投資一家公司,因為這家公司有數據表明,在早期診斷自閉癥兒童方面,有些“信號”值得追蹤。GV因此投了大量錢讓他們去做研究。但研究過程中,這些“信號”不見了。

于是GV的投資,血本無歸。

在“腦科學”最火爆時,哥倫比亞大學生物醫學工程教授保爾·賽依達就提醒到,“當這些大佬卷進腦科學領域時,的確會引起大家的關注”,但他懷疑這些人是否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賽依達還批判到,“雖然這種燒錢的方式一直應用于技術領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對于基礎科學問題并不一定有效,畢竟神經科學領域還有許多未解之謎。 ”

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需要大量錢,但不一定出結果,陳天橋表示:“我們已經研究了改善慈善型投資的不同方法,但是我認為對于大腦和意識方面的課題,我們必須選擇非營利性的方式,因為我們對大腦的一些基本方面缺乏了解。這是一個瓶頸。目前所有這些研究仍在大學或研究所進行,它們都是非營利組織。例如,埃隆·馬斯克說他想通過他的創業公司Neuralink在大腦中植入芯片。 我們和加州理工學院的神經科學家談過,他們說那行不通,那會是50年以后的事 。”

宗教與腦科學是一對姐妹花

2019 年9月19日,一名程序員從facebook位于門洛帕克(Menlo Park)總部的辦公樓樓頂跳下,結束了38歲的生命。

這位程序員生前極為努力,但卻并不得到管理層的賞識,還被要求加入 PIP(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即績效提升計劃,是指進入 PIP 組的雇員在一段時間內提高表現,如果不能達到標準,就會被炒掉)中,很有可能會失去工作。作為尚未拿到美國綠卡的移民,失去工作代表著簽證的失效,關乎他和他的家庭的去留問題。這成為壓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7年,優步(Uber)公司的一名程序員自殺,留下了妻子和兩個未成年的孩子。自殺前的種種舉動,透露出他從公司的糟糕管理、高壓工作環境和不融洽的團隊關系中受到的壓力無法得到疏解。

事實上,進軍腦科學的企業家大致可分三類。

一類是由苦而發,跨界潛心學習,希望通過“腦科學”解決病痛的 ,如因病而All in 腦科學的陳天橋,通過腦科學、行為心理學、宗教等多種方式從抑郁解脫的張朝陽,以及因恩師麥戈文和母親得病而將腦科學作為一項公益事業的熊曉鴿。

另一類,便是具有科技背景,企業核心商業模式便是將高科技研究成果商業化的企業家,掌握未來科技是他們核心競爭力 ,“腦科學”便是其中之一,埃隆·馬斯克、扎克伯格等企業家都屬于這類。

還有一類,便是單純好奇 ,想了解大腦的運作方式,如何開發大腦。但目前來看,這類人多存在于科研人員行列,我們就暫且不提。

前兩類,雖出發點大不相同,但具有相同的底層原因——感知到痛苦并想擺脫痛苦的人,越來越多。

2016年,常駐硅谷的精神病學家 Michael Freeman進行了一項針對于探究精神病與企業家精神之間的關系的學習。

經過他數年的研究,發現企業家身上的多種人格:例如創造力、性格外向、開放、愛冒險等等,恰好與ADHU(多動癥)患者、雙相情感障礙患者、抑郁癥患者、藥物濫用患者身上的特征有共通之處。

Freeman的另一項研究發現,近乎一半的創始人或CEO,在人生的某一段時期,經歷過某種程度上的精神問題。

我們再回到2014年前后的國內,為何那時會涌現“企業家宗教熱”?

盒飯財經曾就互聯網黑話進行了研究,并撰寫了《互聯網“黑話”迭代簡史》一文。

文中總結,2013年至2014年,成為想顛覆一切的2.0時期,顛覆、創新成為最核心的流行詞匯,并分析到:“相比上一個階段,本階段中產生了幾個明顯的特點:一是黑話數量變多,從上一階段的10個,躍升到了26個;二是涉范圍更為廣泛且更聚焦到細節,上一個階段中,主要集中在電子商務和平臺的概念上,2.0階段中涵蓋了新的商業模式、對用戶的理解以及多種營銷方式;三是針對投資人的‘黑話’更多了,咖啡館、投資人、戰略性虧損、VC都與之相關。”

從互聯網時代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后,節奏變快、信息密度幾何級增加,競爭壓力、難度增加。隨之而來的,便是焦慮和不安。但,那時大眾對精神類疾病并沒有那么開放友好,能提供專業治療的精神疾病資源也并不多,水平受限。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張朝陽得了抑郁癥。

與陳天橋一樣,聲名鼎盛時期的張朝陽病了之后,決定閉關兩年。這兩年內,赴美與世界頂級心理學家交流,閱讀大量西方有關大腦科學的書籍,還去了尼泊爾,在世界各種文化體系下探索精神之路。

這時,某種程度上,給出解決痛苦辦法的宗教,成了企業家解決自身心理疾病的重要出口。

而現在企業家群體中的腦科學熱,實際上與當年的宗教熱一樣,背后都是企業家面對痛苦和壓力時,為自己提供的解決方案。

但,這樣的痛苦,也結出了不少果實 。

陳氏研究院官網顯示,自2016年創立,陳氏研究院的教授和學者們已共發表論文63篇。其中,2017年19篇;2018年30篇;2019年截止至7月15篇。內容涉及自閉癥、焦慮癥、基因工程等等。

陳天橋自己曾公開談論過兩個讓他感到很興奮的發現,第一個是腦機接口方面,發現可以通過控制癱瘓病人的大腦,來模擬觸覺和感覺。另一個發現,是老鼠的情緒能夠被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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